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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劲夫力推股份合作制:它不姓资,而姓“商”

2015-08-04 14: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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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:

中国科技和财经战线的杰出领导人,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,原国务委员张劲夫同志,因病于2015年7月31日23时58分在北京逝世,享年101岁。

张劲夫曾担任国务院财政部部长、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等职,1982年起担任国务院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。

公开报道显示,张劲夫是最后一名辞世的中顾委常委。

1982年,在邓小平的倡议下,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(中顾委)成立,邓担任中顾委主任。这个过渡性组织,因其成员多为重量级中共元老而富有威名。此前人民网统计,两届原中顾委委员近300人。1992年,中顾委不再设立。

张劲夫是中国股份制发展的推动人之一。在20世纪80年代初至1984年,抚顺、牡丹江、哈尔滨、成都、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等城市有些企业率先公开发行股票。但当时还没有一个比较权威和规范的办法,因此股份制究竟如何试点,如何制定一个办法规范其发展,如何解决当时出现的各种问题等等,都急需有关部门召开一个专门的会议加以研究。关于这个问题,1988年11月28日至12月5日,西直门会议召开了。

西直门会议在当时显得极为普通,没有引起媒体的注意。但这次会议,是中国首次最高层的专门研究股份制的会议。西直门会议后,高层决定在沪深两市建立证券交易所。

当时,作为统筹全国经济工作、改革工作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,也专门派国务委员、中顾委常委、中央财经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到会听取各方意见。张劲夫当时已76岁,公务繁忙,但连续3天参加会议,从未缺席。这充分说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对会议的高度重视,也显示了党中央、国务院对规范发展股份制的决心。

张劲夫先后在会前、会中、会后做了重要指示。他说:“经济上的问题只能用经济的办法来解决。……发达国家的办法是采用股份制。股份制它不姓‘资’,而姓‘商’。对当前的搞股份制的热情要正确引导,要试点在先。我很愿意和大家一起搞一点调查研究。”

以下,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《张劲夫文选(上册)》中《关于股份合作制的一点建议》(1995年3月30日)的节选:

张劲夫力推股份合作制:它不姓资,而姓“商”

有关供销社的问题,贺光辉同志征求过我的意见。文件稿事先我没有看过。现文件已下发了,因此我提点建议,供参考。

文件中有一段“……搞股份合作制的做法,都是违背供销合作社性质的必须坚决纠正。”这段话在理文论上我不能理解。马克思在所有制形式上讲过:合作制、股份合作制;在实际上我认为会产生不好的后果。文件稿因为事前我没看,没有机会提意见。所以我只好提个建议。我觉得对股份合作制现在不能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,加以否定。我参加了我们国家经济改革工作好多年,在参加实际工作中,体会到,对待新生事物,一时看不透的事,我们采取的方针叫因势利导,存利去弊。不要过早地加以否定、一棍子打死。当然,也不要轻率地过早表扬,不适当地宣扬它。要加以观察,采取科学态度,就是要采取尊重群众创造的太度,调查研究,热情地关心,因势利导,存利去弊。搞股份合作制中,存在一些问题,但是它有好多好的积极作用。两个方面都有的。我们要因势利导,存利去弊,加以帮助,提高完善。乡镇企业搞股份合作制,正是要解决政企不分而存在的“大集体、小全民”的许多问题,目前是发展的势头。这件事并不是中央提出来的,是实际生活中涌现出来的。基层供销社有没有搞股份合作制的,我不知道。如果有,要帮助总结经验;如果没有的话,是不是也可以试点?正如文件讲的,基层社最重要,是供销总社的基础。要真正办成的农民的合作社,可不可以搞股份合作制试点?应该允许试点。当然,我也不赞成用行政办法推广。如果有的地方愿意试点,应该允许。不宜采取像文件所说的“必须坚决纠正”,不允许搞,一棍子打死了,否定了。

为了说明我这个建议,我想讲一点对股份合作制的看法,以及国外很有见解的爱国学者的意见。1994年8月份香港《21世纪》杂志发表了一篇署名崔之元的文章(我不认识这个人),还有其他方面有不同意见的文章,给我的启发很大。这个人,我看是一位学者,是搞学问的,他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,现任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科学系助理教授。我觉得他的文章有爱国心,满腔热情,热爱国内的新生事物。我自己还读了中国农大的《中国股份合作制》这本书。承蒙王立诚同志送给我,我还没看完。农业部于1990年发了《股份合作制暂行规定》,还有一个《示范章程》。现在东部沿海地区乡镇企业采用股份合作制的越来越多,是发展趋势。有两个来源:一个是原来集体企业搞股份合作制(其中又可分两种类型:一种是社区型,如深圳横岗;一种是企业型,如淄博周村);一个是个体的改为股份合作制(如温州)。我开始注意这件事,是深圳宝安县横岗镇的股份合作制。我专门请蒋一苇同志研究。我和他关系比较深,我们合作得很好,他是搞理论的。全国最早搞股份合作制(据我现在所知可能是最早)的是山东周村长兴村。当时遇到一个问题,有集体财产300万元,因人员变动了(也可能因为村干部有新的思想),不好量化到个人。最后采取的办法是不分了,作为乡村集体共同所有。然后再搞大家入股。搞两种股:一种叫集体股,一种叫职工股,即职工基本股。这就是蒋一苇同志生前所讲的职工共有财产有两块:一部分是板块式的,不能量化到个人(因为实际情况很复杂,像周村是因为人员变动);一部分量化到个人,是拼块式的。这个文件中也讲到不允许量化到个人,我看问题需要搞透,不要过早表态。其中可量化到个人,需要解剖几个麻雀。周村的股份合作制就是两块:一部分是那个300万元;一部分是职工社员新放的股。因此在民主管理上,第一部分采取一人一票,第二部分按股计算,一股一票。分配上,有按劳分配,有按资分配。总之,是把合作制与股份制结合起来。我国农业初级社时期就是把合作制与股份制结合起来,既有按劳动力记工分的按劳分配,又有按土地、农具、牲畜入股分红的按资分配。

蒋一苇同志的经济民主论,在国际上很受重视,在国内不被重视。蒋一苇同志有三论:企业本位论,经济民主论,职工主体论。我认为他讲的许多意见是很有道理的。我写过一篇悼念他的文章,没有把他的思想全面展开介绍,只是表达我的感情。如果职工对企业没有财产关系,只是讲政治民主,固然是必要的,但是不够,必须有经济民主。经济民主,不仅有参加企业管理的民主,还要和企业有两种财产关系以此来吸引劳动者参加管理,职工才会有当主人的意识,横岗,我研究过他们的材料,它是三级所有的股分合作制。这里我说一正合作制与股份制的关系问题。

合作制,合作社社员入股分红,我们原业说的集体经济主要指这个。后来,地方政府拿钱办了大集体,是乡政府等所有,不是中央政府所有。那是几千人、几万人所有,大集体又成了小全民。对群众财产关系仍是虚的。对这些大集体财产的管理支配上,乡村干部存在一些问题;但是,起初政企不分,也起了些好作用,也要肯定。因为搞起一个企业,外部条件也很重要呀。合作制是小生产、小业主的合作。它的特点是以人为单位合作的,也包括入点股在里边。从合作运动史看,1870年有一个新的发展。英国的穆勒,他的《名学》很有名(严复翻译的),他还是欧文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支持者。在经济学上,这个人也有贡献。经过穆勒为首的一批人的奋斗,使合作社得到一个“有限责任”的这么个立法保证。原来合作社是无限责任,社员风险很大,难以承受。到了20世纪,西欧合作社竞争不过股份公司,西方有个材料叫《失败于股份公司》。因此有一部分人又主张使合作社也要成为股份公司。美国有一部分人要求允许合作社发行股票(封闭式的)。经过奋斗,大概到1976年,美国法律允许合作社发股票,可以在纽约上市。但是持股人没有投票权,只有合作社社员有投票权。以后又发展了,到现在有了创新学派,无克林顿顾问班子的一把手、二把手,他们感到美国劳资关系紧张,影响到生产力提高。不及日本(终身雇佣制)、德国(让工作参加监事会,搞社会市场经济)的做法。因此,有一部分人主张股份制要加合作制,变成股份合作制。原业股份制只按资分配不够,也要按劳工分配。只按一股一票不够,也应该有一人一票。前边提到的崔之元,他对中国的股份合作制评价很高,认为是根植于中国深厚土壤的制度创新,具有世界意义。世界上都有研究这个问题,即按资分配+按劳分配。资本主义国家性质未变,而它的有些经济活动、结构、机制等正在发生变化。因为它遇到许多矛盾,要想法解决,以延缓它的生命。

当然,我们的股份合作制下存在不少问题,如谢华同志讲的,某些乡村干部公私不分,变成他们的家当等等。这原来是“大集体、小全民”留下来的问题,需要用深化改革的办法加以引导,逐步来解决。要看到,群众对股份合作制有积极性,正是在探索解决上述问题呀!总之,对股份合作制这个新生事物,不要过早地轻视它,甚至于禁止它。国内有些人说股份合作制非驴非马,不科学,不规范,是过渡形态。因此有人主张要把它向股份制过渡,有人主张向合作制过渡。崔之元在文章中讲,你们好讲规范,如果是指所有制要向西方规范,而西方如今好如今也没个统一规范。美国向德日学,德日向美国学,在所有制问题上,说不清楚有个什么统一的国际规范。反过来,国际上正在研究中国的经验,可能中国的做法是个新的规范。你们要的规范,究竟是什么规范呀!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也不有同的搞法,也在变化嘛!你向谁规范?现在流行两本书,一本是法国人著的,叫《资本主义对资主义》;一本是美国人著的,叫《头碰头》。资本主义内部经济学家正在打架,没有统一的规范。蒋一苇在职工主体论中讲到:作为商品经济、市场经济的运行形式,有些要按国际惯例行事,犹如国际体育比赛,要按国际比赛规则进行。不同的是运行形式要经过运行的载体来实现,两者载体不同。社会主义企业的载体职工是企业的主体;资本主义企业的职工是企业的客体。这是二者不同的地方。犹如国际体育比赛,规则是一样的,但运动员、体育队。与资产主义国家不一样。我觉得蒋一苇讲的有道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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